哈达铺是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的一个建制镇，位于县城以北35公里处，国道212线(兰州——重庆)穿镇而过。全镇幅员面积86平方公里，现有人口1．2万多人。哈达铺原名哈塔川，自古是甘川道上的一个商贸重镇和军事要冲。三国时为“阴平古道”(即今宕昌、武都、文县沿岷江、白龙江、白水江一线)，魏将邓艾当年即从此入川灭蜀。1952年前属岷县管辖，1954年宕昌县成立后划归宕昌县。 1935年9月，由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路过哈达铺，在此驻扎了7天(中央领导人及红军主力部队住了5天)，并召开了中央领导人紧急会议和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政治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到陕北去”，作出了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重大决策；同时对部队进行了改编，将中央红军改编为抗日先遣陕甘支队，并命令部队改善伙食、恢复体力、补充给养，为北上抗日作全面准备。这就是著名的“哈达铺整编”。（摄影：梁剑）
俄界会议后，红军迅速向东北方向挺进，于1935年9月17日凌晨攻克天险腊子口，当日占领大草滩。9月18日晚，红军先头部队智取哈达铺。20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样、博古、彭德怀等中央领导率领红一、三军团和中央直属纵队约8000人到达哈达铺。22日上午，在毛泽东驻地“义和昌”药铺的后院平房里召开了中央领导人会议，进一步分析了形势，研究制定了有关红军今后发展的方向，初步决定与陕北红军会合。是日下午，中央又在哈达铺关帝庙内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政治报告。在这个报告里，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向全军正式发布了“到陕北去”的决定。这是中央红军自1934年10月离开江西苏区，开始长征以来第一次提出明确具体的最终目的地。对此，杨成武将军在《忆长征·哈达铺整编》一文中，对毛泽东政治报告作了详细的记述，毛泽东说：“同志们：今天是9月22日，再过几天就是阴历十月。自去年我们离开瑞金，过了于都河，至今快一年了。
一年来，我们走了两万多里路，打破了敌人无数次的追堵围剿。尽管天上还有飞机，蒋介石做梦也想消灭我们，但我们过来了。过了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过了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过了腊子口，现在坐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安安逸逸地开会了。在胜利面前，我们必须冷静地分析形势，我们战胜了自然界的种种险阻，粉碎了敌人数不清的堵截追击，也顶住了天上敌人飞机的轰炸，但现在在甘肃等待我们和准备截击我们的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还有三十多万人。朱绍良、毛炳文、王钧等部在甘肃；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在陕西；在宁夏、青海、甘肃边境还有“四马”的骑兵和步兵。至于蒋介石，态度仍很顽固，他不顾当前的民族危机，一直不肯接受我党1933年1月17日提出的中国工农红军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日的主张，仍醉心于内战，妄想再次用他的优势兵力，消灭他们认为“经过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红军。国民党反动派把三四十万兵力部署在陕西、甘肃一带追堵我们，对红军北上抗日，不能不说是严重威胁。所以，北上抗日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
张国焘看不起我们，他对抗中央，还倒打一耙，反骂我们是机会主义。我们要北上，他要南下；我们要抗日，他要躲开矛盾，究竟哪个是退却，哪个是机会主义?我们不怕骂，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仅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
同志们，我代表中央宣布一个要决定：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央定部队改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当司令员，兼政委，下属三个纵队。
同志们，我们目前只有八千多，人是少了点，但小有小的好处，目标小点，作战灵活性大，人少，不用悲观，我们现在比1929年初红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
毛主席挥舞着拳头结束了鼓舞人心的讲话。我们可以想像当时红军将在那个破旧的关帝庙里是多么地热血沸腾、神采飞扬!经过两万多里辗迂回的长途跋涉；红军将士终于看到“家门”了；经过两万多里被围追堵的艰难险阻，红军将士终于望见胜利的曙光了。这怎能不让他们激动万、欣喜若狂呢?
在哈达铺会议上，党中央根据从当地邮政代办所查获天津《大公报》等纸上发现的消息，改变了10天前俄界会议关于“到靠近苏联边界的地区造一个根据地，然后向东发展”的既定方针，作出了“到陕北去”，与刘志、徐海东会师的决定。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哈达铺“一张报纸定去向”由来。
曹连德在回忆中说：“1935年9月，我红一军团攻克天险腊子口后，迅向东北方向挺进，当时我在红一军团直属侦察连当指导员，……我带一分人到哈达铺邮局去了，邮局是一个大院，旁边有一个旅馆，鲁大昌部少副官，带的几匹骆驼驮子和马匹都在那里，我们从驮子里找到一批近期纸，其中有一条登载了徐海东率领的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合的消息，报上有陕北革命根据地略图。我们长征走了两万多里，没有看到过苏区，大家看陕甘宁有那么大的地方，都十分高兴，就在这条消息上画了红杠杠。毛主席看了徐、刘两部会合的消息，和军团首长议论开了，并笑容满面地连声说：‘好了!好了!我们快到苏区了。”’
彭德怀回忆道：“在哈达铺约休息了四五天。从报纸上看到陕北有刘志丹苏区根据地，很高兴。……为了充实战斗单位，准备继续战斗，部队需要整编；为了保存干部，发展新区，也必须缩编和取消三军团，编人一军团。我的这一提议得到军委毛主席的同意。召集三军团团级以上干部会议，说明了缩编和取消三军团番号的理由。”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得到这张报纸的经过。他说：“9月19日，我和林彪随二师部队进驻哈达铺。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张国民党的报纸，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队的消息。我说，赶紧派骑兵通讯员把这张报纸给毛泽东同志送去，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李维汉后来回忆说：“在到哈达铺前，在河边的一个圩场上，我看见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等同志一起休息。毛泽东向我打招呼：罗迈，你也来休息一下!我就下马休息，看到他们正在翻阅一张国民党的地方报纸，上面登了蒋介石大军围剿陕北“共匪”刘志丹的消息。我们才得知有这样大的红军在陕北苏区积极活动，党中央随即决定到陕北苏区与陕北红军会师。”
在哈达铺，中央红军由“一张报纸”定去向、定落脚点，看起来是“偶然”的，甚至是难以置信的，实则是“必然”的，这恰好反映了毛泽东同志胸怀大局、高赡远瞩，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前途和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方向洞若观火的远见卓识。早在1931年日本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毛泽东就敏锐地觉察到，这一严重事件，将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随即与朱德、贺龙、彭德怀等联名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州而告白军士兵兄弟书》的文章，主张联合起来，坚决抗日。但这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已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他们根本不能正确地估量全国局势中出现的这种重大变动，而把日本侵占东北看作是“反苏战争的导火索”，脱离实际地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看不到中国社会各阶层中日益高涨的抗日要求，看不到中间派的积极变化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仍然把中问派视为“最危险的敌人”。
1932年初，毛泽东从报上看到日本军队1月28日突然进攻上海和上海军民奋起抗战的消息，他抱病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民族矛盾引发阶段矛盾的变化、对民族革命推动民主革命的进程，对外来势力入侵促成全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早有高瞻远瞩。这也是他在长征途中为什么总是义无反顾地引导红军坚持“北进”方向，坚持“北上抗日”方针的原因所在。如果说，黎平会议、遵义会议和两河口会议解决了红军长征途中的“定向”问题的话，那么，哈达铺会议不仅解决了“定向”的问题，而且解决了“定点”的问题。因此，哈达铺会议虽然没有冠以“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名，却具有 “重大转折意义”之实；虽然没有形成正式的文字性决议，却为红军长征解决了最后的归宿问题。哈达铺会议的历史意义和作用毫不亚于黎平会议、两河口会议和毛儿盖、俄界等会议，在中共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从1935年9月18日占领哈达铺到9月23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在哈达铺仅仅呆了5天(加后继部队为7天)。在这短暂的5天内，党中央进行了著名的“哈达铺整编”，给红军将士从体力上、生活上、物质上、精神上和部队编制上进行了全方位的“加油”与调整
一是改善伙食，恢复体力，补充给养。哈达铺地处甘肃省的边缘，由于交通不便，物产运不到内地，东西十分便宜。当时，一头百十斤重的肥猪，5块大洋便能买到；一只肥羊，只值2块大洋；一块大洋可买5只鸡，一毛钱能买10个鸡蛋。同时，鲁大昌残部败逃时丢下了几百担大米、白面和2000多斤食盐，物质十分充足。为了尽快恢复红军指战员的体力，红军来了个“别致的命令”：全军上下每人发一块大洋改善伙食。总政治部还特别提出了“大家要吃得好”的口号。各伙食单位杀猪宰羊，买鸡买蛋，大办伙食，并把驻地周围的群众请来一起会餐。每个伙食单位都请了一两桌群众，对回民群众还特意设一桌清真席。指战员们洗澡理发，缝补军装，沉浸在无比欢乐之中。经过休整补给，红军的体力得到恢复，个个显得精神焕发。在中央红军经过哈达铺后的第二年，即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相继进驻哈达铺，在哈达铺和陇南境内共活动七十余天，为部队筹集了大量粮秣军需物资。据统计，仅哈达铺地区为二、四方面军筹集粮食就达六万多斤，肉、蔬菜、烧柴、饲草等物资不计其数。这些粮草物资，不仅满足了部队驻扎期间的全部需要，而且为下一步行军作战提供了充足的物资保证。二是调整建制，整编部队，扩充兵员。中央红军到哈达铺后，党中央根据“到陕北去”、立即奔赴抗日前线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对部队建制进行了大幅度地调整和改编，即“哈达铺整编”。其主要内容是：将隶属中央红军的一、三军团和军委直属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支队，又称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委，林彪为副司令员，叶剑英为参谋长，张云逸为副参谋长，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杨至诚为后方勤务部部长，罗瑞卿为政治保卫局局长。下辖三个纵队：原红一军团为第一纵队，林彪兼纵队长，聂荣臻为政委；原红三军团为第二纵队，彭德怀兼纵队长，李富春为政委；原军委直属纵队和干部团为第三纵队，叶剑英兼纵队长，邓发任政委。部队经过整编，组织结构明显优化，军事领导大为加强，为夺取长征的最后胜利和尽快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在组织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1937年，红二、四方面军到达哈达铺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组织实施“岷(州)洮(州)西(固)战役”和“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的同时，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扩军宣传活动。据不完全统计，仅哈达铺一带就有2000余名游击队员和直接参加红军的群众随部队北上。这些战士当时被编为两个新兵营，一个营跟红四方面军前进，到会宁后补充给红五军和红三十军(这部分战士除中途掉队的以外，大部分在西进路上壮烈牺牲)。另一新兵营随红二方面军开往“成徽两康”地区，到成县分别编人了红二、六、三十二军团。红二方面军在该地区又扩充两千多人。在红军经过哈达铺北上时，陇南共有五千多名各族儿女参加了红军，随部队北上，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是分析形势，统一思想，鼓舞斗志。哈达铺会议是在与张国煮的分裂主义进行了顽强斗争，红军战士经过雪山草地的严酷磨砺之后召开的。面对依然严峻的敌情形势和红军战士极端疲惫的体力与有可能松懈下来的士气，毛泽东在哈达铺关帝庙内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所作的重要讲话，使红军将士及时认清了形势，明确了任务，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振奋，在革命斗志上得到了至关重要的“加油”和鼓劲。
四是制定佯攻天水、智渡渭河的作战方针，为胜利到达陕北创造了条件。中央红军突破腊子口到达哈达铺后，国民党南线的中央军、川军被甩远了，但在甘堵截红军的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地方杂牌军总计不下30万人。鲁大昌部在腊子口落败后，蒋介石急忙调遣各军在渭水一线布防，死守渭河。敌强我弱，兵力悬殊，如何以弱胜强，以七千之众战胜四十倍于我之敌?党中央和毛泽东出奇制胜，制定了声东击西、佯攻天水、诱敌东下、智渡渭河的作战方针。在哈达铺派了一支小部队向东佯攻并扬言：“我们要攻打天水”。敌人听到我们“向东行动”的宣传，看到我们佯攻动向，信以为真，怕我进攻天水威胁西安，迅速将兵力集中天水，防我东进。而此时，毛泽东却率领中央红军于9月23日凌晨从哈达铺出发向北挺进，每日以一百多里的急行军速度，经宕昌县理川镇、岷县、通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于9月26日抢渡渭河，继续北进。
中央红军进占哈达铺，从国民党的旧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从而决定“到陕北去”。如果中央红军没有经过哈达铺，如果没有看到那些旧报纸的“偶然性”，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的会师很可能会延迟，也许就不会有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宁会师”，历史也将极有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因此，在哈达铺，由一张报纸牵线搭桥的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的会师，实际上已经拉开了三军大会师的序幕。
中央红军在哈达铺得知陕北红军的确切消息后，即刻昼夜兼程，迅速北上。历时25天后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今吴起县)，11月2日在下寺湾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的胜利会师，极大地鼓舞了尚未完成长征的各路红军。
1935年11月19日，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的率领下，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他们突破乌江，渡过金沙江，越过大雪山，经历了千难万险，于1936年7月2日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会师。甘孜会师后，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红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7月上旬，两军从甘孜出发共同北上，沿着中央红军的行进路线，爬雪山、过草地，于8月末相继到达哈达铺，于10月上旬在甘肃会宁实现了同中央红军、陕北红军的“三军大会师”，宣告了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的全面胜利。在这里，哈达铺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如果没有党中央在哈达铺确定的中央红军“到陕北去”的战略决策，就没有“吴起镇会师”；如果没有“吴起镇会师”，二、四方面军的联动北上很可能还会延迟。所以，中央红军途经哈达铺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它加速了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加快了红军长征全面胜利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