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站A1出口，一名女医托身着带有“北京公交集团”字样的衣服，与两名同伙聊天。（据新京报）
所谓医托，指的是一些医疗骗子，长期活跃在大城市的火车站、地铁口、医院门口、挂号处，现在甚至网上也有很多。他们用欺骗的方法引诱通常来自小城市或者农村的患者，把他们骗到一些偏僻的、甚至无医疗资格的小医院、小诊所去看病，然后与“医疗人员”合伙骗取高额诊疗和药物的费用。
这种行为就跟酒托一样，但着了酒托的道还可以说有自身不检点的原因，被骗取的财物可能也不甚紧要。但医托骗的往往是急需治疗的穷人，骗的经常都是救命钱，因此影响尤其恶劣。
我们也很难责怪患者太过轻易上当，人生地不熟等原因且不说，仔细察看媒体对北京医托的调查，可以发现医托们的骗术实在是相当高明，“他们组织严密，分工明确。遇到看上去像是病人的乘客，哪几个医托上前搭讪，哪几个医托把病人送到地铁站，哪几个医托负责把病人领进小医院、诊所，都有分工。大的团伙，甚至会分出专门的人在旁边盯梢，以防被监管部门抓现行。”医托在勾引人上当时，还有很多具体的技巧，例如老乡专门骗老乡，假扮本地居民，甚至送锦旗给“医生”演戏给病患看，等等。
医托团伙作案，受害者则防备意识较差，甚至有心防范也会被算计（例如医托上来就告诉你“有很多医托”，但他是“真心帮你忙”），而且医托骗术不断升级变化，只为骗财毫无同情心。这让很多外地来的病患确实防不胜防。
那么，治理医托的办法，首先容易想到的就是让相关部门加强监管，让执法部门加强打击力度。但要知道的是，医托现象由来已久，全国各地尤其大城市往往都有，执法部门也不是近年来才开始打击，但效果并不明显。就以媒体报道的北京西客站医托而言，据说这些医托盘踞在北京西站出站口已近20年，“这些医托基本都是湖南籍，规模大概七八十人，以前是往各小医院、诊所拉人，大概五年前，这些人开始固定往百德堂拉病人。”
2005年的时候，北京也有一波“医托猖獗”的报道，当时北京同仁医院保卫处工作人员称“我们医院附近潜伏的医托有一百二三十人，仅上个月我们就抓到50多人，估算他们骗取患者的救命钱超过10万元，许多病重患者一生的血汗钱全部被他们骗光，非常可怜。”北京儿童医院保卫处处长则称，“今年（2005年）7月份我们医院保卫处和月坛派出所，仅仅一天就抓到13名医托，帮患者追回被骗款1.3万元。”
而国家卫计委去年底曾公布，为期一年多的联合多部门打击非法行医的专项行动，全国共查处了医托行骗案件966起。
这表明，虽然对医托现象一直有打击，但作用有限。原因有多方面，例如打击行动不能常态化，经常死灰复燃；医托行骗手段高明，不容易留下破案线索；等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医托行骗利润空间巨大，骗子们愿意打点“周围的关系”，从而保证能常年固守一个地方行骗。据一家民营医院老板透露，如果有入侵者贸然进入医托的“势力范围”，根本不用医托动手，会有人出面驱逐。
在这样的情况下，多年来医托始终猖獗就不难理解了，再呼吁加强打击，恐怕效果还是有限。
还有人从卫生医疗管理的角度，主张严格管理小医院、小诊所，甚至严格限制民营医疗单位的办理资格。但能不能严管且不知，就算严管了就能杜绝黑医院黑诊所吗？恐怕也不容易。不能否认，一些市场化医疗机构对一些医疗乱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整体上来讲，还是起到了分流就诊人员的作用，加强管理往往容易“一管就死”，未必是好办法。
仅靠更平均地分配医疗资源，恐怕也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有人提出，之所以有医托，是因为有太多来到大城市寻医问药的外地病患，要解决医托现象，要让外地病患在本地就能治好病，因此主张在小城市和乡镇加大医疗资源的投入，甚至主张缩减大城市的医疗资源，让医疗资源平均分配。
这个想法不能说没有作用，但并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鉴于我国医疗服务行业总体水准的良莠不齐，尽可能地平均分配医疗资源，可能会导致医疗服务水平的整体下降，因为大医院的管理水平不是小地方的小医院可以比拟的，要治疗疑难杂症和应对民众日益提升的医疗服务需求，大医院也往往有必要做大做强。当然现在确实有大城市的大医院承担职能过重的问题，县域医院的资源投入确实需要加强，但一来需要时间，二来也不能解决小地方病患得了大病非得去大医院的问题。
强化宣传，提醒防骗，也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还有人提出，既然医托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医院等附近出没，那是不是可以效仿银行，用各种文字和语音持续提醒公众警惕诈骗？如铁路部门在进京列车抵达北京之前，广播多次提醒旅客警惕医托，或者点明医托诈骗术，又如北京西站广播也持续提醒游客防备医托，是否又能起作用？
不太看好这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方法能起到作用，因为这些提醒无助于解决病患的病痛，但医托却善于从这个角度骗取患者的信任，而且骗术真的是在不断升级，难以防备。
要想真正根治医托，还得找到更深的根源。
治理医托，关键要搞明白为何医托是中国特色“医托现象”的产生，根本原因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市场失灵医疗服务市场是一个很特殊的市场，特殊就特殊在买卖双方之间巨大的信息不对称，病患对疾病尤其是重大疾病往往缺少了解，而只有医生才是权威。这样信息不对称的市场，就会出现市场失灵。举一个典型例子，一个小地方的患者生了重病，没有人能够向他提供治病信息的指引，甚至当地医院也提供不了帮助，病患就只好来到大城市，却依然由于排队等各种原因无法及时得到正规治疗，这就给了医托骗子可乘之机，他们加入了这个医疗服务市场，利用患者对医疗信息了解不足，诱骗他们以高昂价格只得到效用为负的治疗，这就导致了市场失灵。
按经济学的说法，这种信息不对称是一种外部性，需要由政府解决这种外部性，才能让“医托”现象消失。
国外难觅“医托”，关键在于社区首诊和严格的转诊制度，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事实上，“医托”这个词基本上只在国内出现，几乎找不到发达国家存在医托的报道，发达国家的医疗诈骗，往往是“患者假生病”骗取医疗保险，而不是被医托坑。
之所以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不存在医托，是因为他们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方法是建立社区首诊和严格的转诊制度，所谓“社区首诊”和“严格的转诊”，以英国为例，是指居民要想享受国家免费医疗，在患病时（重大伤害等立即威胁生命的状况除外），就必须首先由社区或家庭的全科医师诊治，并根据病情逐级转诊，病情控制后再转回至全科医师处进行后续性治疗。医院不接待没有任何医师或医疗机构推荐转诊的病人。这种制度就保证了患者在患病后，对病情有初步的了解，并知道该如何进行下一步。而不是像无头苍蝇那样跑到大城市里，被医托骗子玩得团团转。
中国要想根治医托，就也得建立类似国外的社区首诊制度和严格的转诊制度。有了健全的社区首诊，能让很多不需要跑到大医院的患者留在小医院或诊所、甚至家里进行处理。更重要的是，就算是大病，配合规范的转诊制度，也能够让患者在大城市树立明确医疗方向，能够尽快获得有针对性的医疗，减少了在陌生环境停留的时间，也就自然减少了被医托侵扰的机会。
然而从本世纪初中国卫生当局就说要建立社区首诊制度和转诊制度，效果却非常不佳。例如，2012年北京市医院门诊总诊疗人次为1.97亿，其中基层医疗机构5905.8万人次，占总量的 29.9%，超过七成的门诊依旧由大医院承担。另外，由耶鲁大学、辅仁大学、厦门大学联合完成的调查表明，北京、上海、厦门3个城市的5000多个家庭、18889个家庭成员里，仅有12.28%的居民愿意首选社区医院。
而相比之下，在英国，90%的门急诊由家庭医生首诊，其中90%以上的病例没有进行转诊，由全科医师完成治疗，98%的门诊处方药由全科医生开出。美国每年12亿人次的就诊量，其中81%发生在医院外的医生诊所（Physician offices）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我们的香港和台湾地区，这个比重也均超过80%。
这就是为什么国外没有医托，而国内医托如此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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