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奶奶的故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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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小队冲到朱家角抓男丁的日本兵，从稻草垛里发现了我爸，抓住他正欲带走。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奶奶从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交给鬼子小队长仁丹胡。那是一张贴着相片的卡片。仁丹胡拿在手中仔细看了半天，咧开大嘴笑了，他指着我奶奶，“吆西，吆西，你的，大日本的良民，快快地起来，起来”，然后，挥挥手招呼其他日本兵放开我爸，扬长而去。   

　　我奶奶一下子喜极而泣，拉着我爸抱头痛哭，几分钟的时间，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煎熬，她甚至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万一救人无望，她只有一死了之，绝无苟且残生的勇气。   

　　那张卡片其实不是什么免死的“铁卷丹书”，而是我奶奶在日本纱厂上班时用的工卡，也是上天垂怜，仁丹胡竟然会因为一张普通的日本工卡“网开一面”，保下了朱家的最后一点血脉。   

　　经历了这场劫难后，我奶奶和我爸意识到朱家角已经不能再呆下去了，这里的水乡美景于他们而言不啻于“凶险之地”，应该尽快离开。   

　　此时淞沪抗战已经结束，上海全面沦陷，除了几块“租界”，大街上都是耀武扬威的日本兵。   

　　回到上海，生活又回归平静，不到十年，原本一个团圆美满的四口之家已去其二，只剩下孤儿寡母相依为命。每念及于此，我奶奶不禁悲从中来，号啕大哭。   

　　人生没有回头路，再苦再难，日子还得一天一天捱。仔细清点家中财物，除去衣袋里还有2角钱，外面欠下了亲友80元的债务。其艰难程度甚至超过了当初从乡下逃荒来上海时的光景。   

　　好在儿子还幸存了下来，朱家延续香火就有一线希望，我奶奶这样想。   

　　还是凭着那张日本纱厂的工卡，我奶奶又回到了原来的工厂上班，我爸也重旧业，再次拉起“老虎车”运货挣钱。娘儿两每天早出晚归，拼命挣钱，省吃俭用，几年后，渐渐地把80元的债给还了。   

　　1941年，同盟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大本营为了应付前线兵员吃紧的困境，不得不从中国战区抽调了大量日军支援太平洋战场，稍稍放松了对沦陷区的管控。市民们也从极度恐怖中缓了口气，开始了正常的生活。   

　　就在这一年，我爸结婚了，是我奶奶做的主，儿媳妇便是她二姐的独生女。   

　　我奶奶二姐一家住在虹口，生有二子一女。其时，唯一的女儿正患“打摆子”，病得很重，整天昏昏沉沉，水米不能进，已经下不了床了。   

　　穷人家生病用不起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更无后来的青篙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一天重似一天地拖下去。拖到后来，已是气息奄奄。请来的医生大多看上一眼，就摇摇头表示无能为力，叮嘱准备后事。有位看风水的出了个主意，他说病不在身，而在根，此病寻常药石无济于事，只需找个婆家“冲喜”，管保“药”到病除。   

　　我奶奶二姐（即后来我外婆）一听急了，女儿都病成这样了，谁家还会要！   

　　也是合该有救，我奶奶听说姨侄女病重，特地从沪西赶往沪东二姐家探病。   

　　我外婆看自家三妹来了，泪水涟涟地长吁短叹。我奶奶问起缘由，我外婆便把风水先生的话说了一遍。我奶奶沉吟了半晌后，说，二姐，你女儿也算是我女儿，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我让你侄儿娶了她，咱们亲上加亲，只是我们家穷，委屈了这丫头。   

　　外婆起初不信，以为我奶奶在安慰她，直到后来，我奶奶承诺明天一准带上儿子前来提亲，她才相信是真的，拉着我奶奶手连声道谢。   

　　一缕阳光穿过残破的窗纸，照射在简陋的木板床上，床上躺着一位面容清癯秀丽的姑娘，脸色苍白、憔悴，紧闭着双眼，一动也不动，似在沉睡中。床边站着位身架挺直、俊朗帅气的小伙子。小伙子打开带来的一方手帕，小心翼翼地取出枚金鼻环，郑重地佩戴到姑娘的鼻孔间。姑娘没有睁开眼，两颗晶莹的泪珠却从眼角处缓缓地淌了下来。小伙子俯下身轻轻地用手帕帮她擦去泪水。   

　　没有说上一句话，甚至没有一个眼神，两颗年轻炽热的心撞击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