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寿堂的彻底消失

丹丹

       老北京的饭庄，有冷饭庄和热饭庄之分。所谓冷饭庄，平日不卖座，只应承大型官宴和红白喜事。凡是冷饭庄，里边必有舞台，可以唱戏，所以，旧时官府家或买卖家要办堂会，必要找这样的地方。冷饭庄，是需要连吃带喝，外加可以听戏的。

        冷饭庄，都是在很大很气派的四合院里，而且是三进院带抄手走廊的四合院。不可能在新式的楼房里，然后割成一个个的雅间。就在我小时候住过的西打磨厂那条明朝老街上，原来有一家福寿堂，就是京城有名的冷饭庄。老北京的饭庄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凡是叫堂的饭庄最大，一般都开设在皇城周围，靠近王府官邸。当时号称京城五大堂的老饭庄：金鱼胡同的隆福堂、东皇城根的聚宝堂、西打磨厂的福寿堂、大栅栏的衍庆堂、北孝顺胡同的燕喜堂（衍、燕都是与“宴”谐音，均宴请之意）。福寿堂位列其中，名头不小。

       我从小就住在西打磨厂这条老街上，一直住到21岁到北大荒插队，对这条街上这家老饭庄却一无所知。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怪我，因为早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抗日战争爆发，货源断档，福寿堂就已经无法经营，后来改为了旅馆，北京和平解放以后，这里逐渐变成了大杂院。在我的小时候，肯定是天天从它的院门口路过，却是天天错过了它。

       一直到11年前，即2004年，报纸上为迎接中国电影百年，说起电影在中国第一次放映的地方，就是在福寿堂。而且，提到福寿堂的地址，就在前门外的西打磨厂。这让我的心头一惊。这样关乎中国电影史重要的地方，就曾经在我从小生活的老街上。光绪二十八年（1902），一个叫做雷玛斯的西班牙人，带着机器和胶片，到福寿堂的戏台放映电影，让中国人第一次见到这洋玩意儿，当时，女人还不许进去看，成为了当时一桩颇为神秘的事情。当时的西打磨厂街是什么样子？福寿堂又该在这条老街的什么位置？那个西班牙人为什么选择了福寿堂来放映电影？我开始了一次次的重回童年旧地寻找福寿堂的行动。

        沉埋网封的岁月，让很多事物化为了烟尘随风飘逝。一次次重回西打磨厂，却一次次无功而返。询问老街访，他们都说听说过福寿堂，却都不知道它在哪里了。

（作者手绘图：想像中的福寿堂）

       不过，关于福寿堂的传闻，老街坊们却告诉我不少。

        福寿堂的名气大，还在于它的菜确实做得好，它是一家山东饭庄，不说别的，光是在鸡身上做文章的菜就有30多种，足以让现在的饭馆叹为观止。福寿堂名气，还在于它院子里的花坛和戏台气派非凡，能容得下几百人在那里看戏。过去老北京有句谚语，叫做“头戴马聚源，身穿瑞蚨祥，脚登内联升”，说的是大栅栏的布店瑞蚨祥的孟家、帽店马聚源的马家、鞋店内联升的赵家。这三家都是腰缠万贯的人家，办堂会，请客吃饭常常到福寿堂，据说一次瑞蚨祥的孟家办寿筵，杨小楼、王瑶卿、梅兰芳、荀慧生等名角纷纷登场，从中午12点一直唱到夜里3点，挤得福寿堂前车水马龙水泄不通，警察都来维持交通。好家伙，这是什么劲头儿？如今的哪家饭庄子能够和它相比？

        这倒燃起我非要找到它不可的兴趣和愿望。

        有一次，在西打磨厂的西口，终于问到一位明白人，他告诉我你别找了，早没有了。他指指西口路南临前门大街的现在大北照相馆的位置，问我：知道原来这是什么买卖吗？我说：知道，是原来京城有名的丝绸铺八大祥之一的瑞生祥，然后，他告诉我：福寿堂就紧挨着瑞生祥。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因为当初打磨厂西口最热闹，重要的买卖铺子都在那儿，光饭馆和旅店就有20多家，也都云集在那儿，那么有名的福寿堂当然也应该在那里。我按照他手指的方向，看到这个位置，现在还是一家饭馆，落地玻璃窗里挂满了一排排烤鸭，齐唰唰地伸长脖子看着我，有些搞笑的样子。

        回到家，我又觉得不大对劲。左思右想，福寿堂的院子大，应该是有后门好进货，而当时有后门的店铺，都是路北靠着后河沿，那里宽敞才好停车运货，路南要是有后门，就顶着北孝顺胡同的人家了，这绝对不可能。

恰巧，这时候我结识了如今已经谢世的王永斌老先生，他是民俗专家，年轻的时候曾经用脚实地考察，几乎走遍前门这一带。我请教王先生，他证实我的疑问是对的，他告诉我，你找的那个地方是个饭庄子，但不是福寿堂，叫做福兴楼，也很有名，是北京城当时的八大楼之一。福寿堂应该是在路北，这是没有问题的，它的位置应该再在西打磨厂里面一些，也就是说，应该再往东。

       这打开了我的思路，福寿堂既然是家冷饭庄，就不怕藏在深闺人未识，干吗不再往里面找找呢？我便又请教王先生：我家原来住的粤东会馆斜对面路北有一家旅店，门脸很气派，还有狮子门墩，院子也非常大，有花园，也有后门通向后河沿，我小时候进里面玩过，据说以前也曾经是饭庄。福寿堂会不会在那里？王先生说有可能，抗日战争爆发后，福寿堂确实改成了旅店。

      我又折回打磨厂，那时候，西打磨厂正在拆迁，我觉得得赶紧去找，生怕晚了，给拆掉了，就再也无从找到了。这一次，走进西打磨厂中段，还没到南深沟，遇见一位精神矍铄的老爷子。因为那一阵子我常到西打磨厂转悠，居住在这里很多人都认识了我，这位老爷子冲我客气地打着招呼：又来啦？这个“又”字，说得那么亲切，让我们一下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我和老爷子拉起家常，知道老爷子77岁，就出生在他身后边一家小卖店里，原来是一家铜铺，他是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对这里了如指掌。对我的提问，他一一回答得清清楚楚，指点周围的那些老房子，如数家珍。我才忽然发现，虽然我从小生活在这里，其实对于这里的历史是那样的陌生，隐藏在这些如今看似破旧的老房子里面的故事，显得那样的隔膜。而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会触摸到它们真实的脉搏，哪怕是从它们身上如今留下的老年斑，也能够感受到那上面沧桑的年轮。

       回答完我的一个个问题之后，老爷子好心地问我：你还要找哪儿？我带你去找，这里每一个地方，没有我不认识的。我告诉他我其实最想找的是福寿堂。我问他福寿堂是不是粤东会馆对面的那家旅店？他立刻摇头：那不是福寿堂，那叫是淑阳旅店。我赶紧问他：您知道福寿堂在哪里吗？他说我带你去，说着拉着我的手往西走去，走了大约不到一百米左右，指着路北的一面院子说：这就是福寿堂。

        门牌是179号，是新门牌号，和我原来住的大院老门牌179号一样。心想，真的有点儿缘分呢。院墙不高，没有想象中的女儿墙和高门楼，也没有石门墩和门簪之类，只有水泥墙包裹着两扇斑驳红木门，新旧杂陈，也许木门是原前的，水泥墙肯定是后修的。门前没有台阶没有门槛，到是和原来的相符，那时车（以前是轿子，民国之后是汽车）是能够开进院子里的。原来老宅院的高门槛和台阶，都被改造而适应客人的需求。

老爷子挥挥手让我进去看看，经过一条窄窄的过道，往右一拐是一条走廊，廊柱和房檩的旧木头裂开着纵横老迈的皱纹。然后往左一看，别有洞天，是一个宽敞的院落，房檐四周环抱，呈六角形轮廓，院落一下子显得格外别致，环抱的房子，大概就是一间间吃饭看戏的雅座，后来变为旅馆的一间间房间。院子里虽然盖起丛生的小房，堆放着零乱的杂物，依然能够看得出当年的轩豁。院中央还有假山石和花坛的痕迹，更可以想象当年的堂皇，也许戏台就在这里呢，或者在后面的院子里。但是，想再往里面走，已经走不过去了，左右也被堵死了。原来应该有这样的院子四五座，而且是可以通往后河沿的，都被割去变成其他门牌号的院子了。不过，就是只剩下这样一个院子，也足可以窥斑见豹了。

        因为拆迁，这里的基本没有人居住了，所有的房屋都上着锁，院子显得空旷而安静，能够听得见从前门大街传来的嘈杂声，也似乎能够听得见当年的京戏，那京腔京韵和着鲁菜的香味一起弥漫在空气里。心里暗想当初那个西班牙人为中国人放映的第一个电影的地方，是在这个院子里吗？想到这儿，四周的喧嚣如潮退去，灯和一切光线都已经暗下，一束光从身后打过来，影像映在墙上面，电影开始了。逝去的一切，历史，包括记忆和想象，都清晰地呈现出来，那么的亲近。那一束光，正是落日斜阳透过枝桠影射过来，带着毛毛虫似飞舞的尘埃。心里暗想，一百多年前的斜阳也应该是这样的。

       三年前的五月，我到人大会堂参加一个会议，心想这里离西打磨厂很近，便偷偷地溜出来，走到西打磨厂。那时候，福寿堂的这个老院子还在，只是走进走廊之后，在那个大院子前被木板围起的围档挡住了。透过木板缝儿，还能够看见在假山石前有一株石榴花开得正艳，在拆得一片狼藉中，显示出的生命力如此旺盛。

       前几天，为写这则文章，我专程又去了一趟西打磨厂，刚进西口就被围档挡住了。老街正在开膛破肚拆得零落。我只好从长巷三条拐进，却依然被围档挡住，心里暗想别是福寿堂已经被拆掉了吧？只好又折回，从栾庆胡同急匆匆地绕出，没有想到，出来正好碰见了福寿堂的老院的大门口。围档的铁栏杆已经横挡在门前，两扇红漆大门已经被拆掉，空荡荡的大门口像豁牙子一样大敞四开。走进门没有几步，就又被围档挡住，里面已经是一片碎砖烂瓦，一片废墟。连上次见到的石榴树都已经不见。

       我一直以为的宝贝，就这样被人家弃之如履。或者，那本来就不是什么宝贝，历史从来都是人写的，而不是曾经的存在。

       福寿堂彻底没有了。

       ——2015年7月17日北京雨中

（图：正在拆迁的福寿堂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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