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老男人

骑白马的

唐朝老男人
人到多大岁数才算老？不同时代，不同的社会结构下，界定老人的标准有所不同。战国秦汉时期，“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颐”（《礼记?曲礼》）。从强壮之年步入衰老是从五十岁开始的，年过半百，头发渐渐花白如艾草。但此时正是男人执掌权利的时候，到了六十岁就只能指手画脚了；七十岁进入全老的境地，手头的事都交给晚辈去打理吧，自己颐养天年去咯。   

　　七十岁算绝对的老人，但毕竟人生七十古来稀，所以人们对老人的界定也放宽了标准。与《礼记》同时期的《管子》里是这样说的：“六十以上为老男，五十以上为老女，是老非七十而专称。”六十岁作为老男人的年龄界线，在晋朝时被法律确定下来，这个标准一直沿用到隋唐。唐初高祖李渊曾颁发定令：“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岁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安史之乱后，民生凋敝，朝廷才把老人的年龄界线降低到五十五岁。   

　　为什么国家要从法律层面来界定老人的年龄？因为统一的户制管理，是执行田地赋役、礼法刑罚、官吏任免，乃至社会养老等政策的基础。在唐朝，这些政策对老人是相当优待的。   

　　唐朝老男人依旧可以分到田地，虽然数量比丁男少很多，但能免除所有赋税徭役。甚至在特定时期，免赋役的年龄被放得更宽。比如唐高祖颁布过“百姓年满五十者，皆免课役”的赦令，唐高宗的遗嘱上也有“永徽以来入军年五十者，并放出军”的条文。当老人达到八十岁时，政府还可以免除家中一个丁男的徭役，只需交租调，让他有精力呆在家里照顾老人。   

　　唐朝老人的赋役，有盛世时的宽松政策，也有乱世时的背道而驰。杜甫的《石壕吏》就真实地记录了安史之乱时连老人都要被征兵役的情形——“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翻墙走，老妇出门看。”老翁为什么要逃？因为家中已无男丁可以充军，“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老妇啼哭着说：“如果官爷非要让我家出人，就请带走我吧！‘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现实是无奈的，身为朝廷官员，杜甫面对百姓的悲惨遭遇却无计可施，只能任由石壕吏把老妇带走。“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杜甫投宿石壕村时，刚从左拾遗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就在一年前（公元758年），他还在为朝廷收复长安，时局有望好转而窃喜。经历了几番流离辗转后，依旧能够回京任职，这是莫大的安慰，身心的创伤正等待着去抚平。所以哪怕当时手头拮据，杜甫也会在每日下朝后到曲江边的酒家里买醉，“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杜甫《曲江二首?其一》）。   

　　曲江二首?其二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   

　　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   

　　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   

　　人能够活到七十岁是很难得的，不如及早行乐。想喝酒就喝吧，钱不够了可以拿暂时不穿的衣服去典当，或者跟店家赊欠着也是平常的事情。与那蝴蝶、蜻蜓一起盘桓逗留吧，切莫辜负这大好的春光。哪怕美好的光景只是暂时的，也要偷得浮生半日闲。   

　　这是忧国忧民的杜甫难得一次对自己的放纵。当时他才四十七岁，并不能算老，却在诗中展现出老男人的心态。或许是因为仕途不顺，杜甫预感到自己很难在京城安安稳稳地等到退休，所以才会感叹“人生七十古来稀”吧？   

　　唐朝规定官员到了七十岁就要致仕，也就是退休。这比法定的老年标准还要晚十年，跟现在中国男性退休年龄比也晚了十年。可见唐朝老男人在官场上是很吃香的，特别是一些重权都把握在老男人的手里。比如被武则天称为“国老”的狄仁杰，被唐德宗尊为“尚父”的郭子仪，还有辅佐了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的将相全才裴度。他们以其威望和才干得到皇帝的赏识和百姓的爱戴，即使年过七十仍委以重任。郭子仪曾两次上书乞骸骨都被皇帝驳回，及至八十三岁高龄还授命太尉、中书令。   

　　可见七十岁的退休年龄也是有弹性的。如果年龄未到但身体不好的，可以申请半退，转为散官。五品以上的官员如果长相过于衰老的，甚至也被要求提前退休。这是一条有趣的规矩，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官员们每天上朝前除了穿戴好官服外，还得仔细地化化妆。每年十二月初八，皇帝会给大臣们发放面油和口脂，就是为了防止大家丢了“面子”，有碍朝廷观瞻。“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杜甫《腊日》）想象一下这群老男人们涂脂抹粉的样子，实在难为他们。   

　　有的人为了守住官职，更是豁出去了。唐代笔记小说集《朝野佥载》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武则天时期有个叫侯知一的兵部侍郎，接到朝廷的致仕令，但就是不愿意退休。为了证明自己身体健康，还能多干几年，他当着武皇和百官的面，“于朝堂踊跃驰走，以示轻便”。   

　　一把老骨头了，还要像跳梁小丑般折腾自己，令人唏嘘。这位侯大人究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还是“蝇营狗苟，驱去复返”？《朝野佥载》的作者张鷟做出这样的评价：“兽心人面，不其然乎？”口头上说是为了报效朝廷，实则放不下个人的权利。这在儒家道德观里属于“不义”和“不信”，难怪评价中连“人面兽心”这么狠毒成语都用上了。   

　　   

　　唐代官员的俸禄是相当丰厚的，致仕后还能领到一半，直至终老。这足以让他们衣锦还乡，过一个富足而悠闲的晚年。虽然没有了官衔，但是物质利益的保障仍是普通百姓无法企及的，这就是封建社会士农工商的阶级差距。朝廷有时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弘扬尊老风气，也会对百姓中的高龄老者授予一些名誉官号。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春，唐玄宗带领王公大臣亲耕籍田，并给全国老男人们版授官衔：百岁以上的授予上州刺史，九十岁以上的授予中州刺史，八十岁以上的授予上州司马。尽管都是虚衔，但是这些名望有助于老人们得到生活上的优待。   

　　官员致仕后，放下了名而维持了利；百姓授衔后，虽没有利却赢得了名。不管“名”还是“利”，唐朝老男人总能获得一样。这本该满足了，何必要像侯知一那样苦苦抓住名利不肯放手，惹得世人耻笑，反而把曾有的功名都掩埋了。相比之下，生性旷达、不羁名利的贺知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