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重“稿来稿去”，工作怎能“搞”上去？

枯叶蝶蝶

　　在机关工作过的人大多知道一个专用词，叫“推稿子”。稿子推来推去，经手人一个又一个，修改关一道又一道，看似没有差错，实则少了灵气，多了匠气；少了棱角，多了圆通；少了真知灼见，多了大话空话。更有甚者，要稿子却不出思路，不列提纲，不给意见，结果就出现了一种尴尬现象：“一稿二稿，搞了白搞；三稿四稿，刚刚起跑；五稿六稿，还要再搞；七稿八稿，搞了再搞；九稿十稿，回到一稿。”（8月12日人民日报）　   

　　　　从事多年文字工作，写过不少稿子，笔者对桑林峰先生的《“稿来稿去”坏文风》一文产生强烈共鸣：一些单位和领导，非常重视文字材料，总想妙笔生花，一篇文章要多人审核把关，几易其稿，“稿来稿去”，把秘书搞得晕头转向，无所适从。可是说的一套、做的另一套，工作却没有搞上去。这种弊端必须革除，否则不但坏了文风，更坏了党风。   

　　“稿来稿去”是在“搞”一种不良的文风。党内的不正文风是一个久治不愈的顽疾，当年毛泽东批判的党八股的八种表现在今天不仅没有绝迹，而且时常乔装打扮、改头换面，五花八门、品种繁多。有些领导十分注重作报告、写文章，一篇文章非要洋洋洒洒、云腾雾罩，“语不惊人死不休”不可。其实这是正宗的做表面文章，本来一二千字就可以讲清楚的问题，硬是拉长到洋洋万言；五分钟就可以讲好的话，一定要短话长说拖它个把钟头，似乎不长就不足以显示水平。然而讲的写的尽是些老话、套话、空话、大话、废话、假话，很少说新话、掏心窝的话，言之无物，了无新意，令人生厌。当前随着“八条规定”的落实，有些领导不再长篇大论了，但是文章虽然“短”了，他们的要求不“断”，何况“精益求精”的短文并不好写，写作班子反反复复修改，千方百计玩出花样，依然倍受折腾，甚至更受煎熬。   

　　“稿来稿去”更是在“搞”一种不实的作风。文风问题说到底，是文德问题，是做人的问题。明朝人冯时可在《雨航杂录》里说：“文如其人哉!人如其文哉!”诚然好文章是改出来的，治学必须严谨。“吟哦一个字，拈断数根须”、“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古人的写作态度令人钦敬，也让今人汗颜；鲁迅的“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段删去”已成为作文的座右铭。但是现在的领导毕竟不是文学家，作报告毕竟不是搞文学创作，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来精挑细选，反复琢磨。一个普通的讲话稿，不必要那么繁琐，那么复杂，非得经过三稿四稿、七稿八稿，以至九稿十稿才确定下来。长此以往，就会形成一个约定成俗的习惯，形成兴师动众的不实作风。何况不到讲话的那天不定稿，当从十稿再回到一稿的时候，纯粹是浪费脑力、精力、人力、物力和财力，还有什么精品可言，还有什么效率可谈。如此这般，要把工作搞上去才怪呢！因此，“稿来稿去”是效率低下的佐证，是在加剧作风不实、不正，必须要反对。   

　　“稿来稿去”，看似是文风问题，实则是党风问题。在大力转变作风的今天，改变这种现状，迫在眉睫，尤为重要。如何医治这种顽疾？关键要对照文件严格执行，抓好落实。对只求文风华丽，不求作风务实的干部必须进行处理。据明《礼部志稿》载，洪武九年（1376）十二月，刑部主事茹太素向明太祖朱元璋上了一份陈时务书，共说5件事。朱元璋听至六千三百多字，仍未知所云。朱元璋大怒，令人将茹太素重打五十大板。事后，朱元璋说，“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于情事。文词太多，便至荧听。太素所陈，五百余言可尽耳。”朱元璋对官员卖弄学识、废话连篇的文风深恶痛绝。他推崇“务在平实，毋事夸张”的文风，还颁布《文书式》规定，并下发了文书样板以供效仿。如果我们现在依然能像朱元璋那样来治理文风，谁还敢夸夸其谈？谁还敢“稿来稿去”？谁还敢只搞文章、不搞工作呢？因此在笔者看来，除非关系重大的文件，需要反复论证推敲广泛征集意见外，其它讲话发言，最好能即席展开。少些“稿来稿去”，多些“直来直去”，就不会让老百姓“说来说去”，也才能使各项工作“火来火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