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报剖析抗战期间的“汉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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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3日，《解放军报》刊发整版文章，剖析抗战期间的“汉奸现象”，而国防部网站在转发时还配发大量中外历史照片。文章追溯了“汉奸”的起源和定义。文章指出，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队数量的国家，这确实是一个极其可悲的历史现象。
　　笔者认为：我们无需为汉奸辩护，汉奸的确人人得以诛之！只不过，如果任意地乱贴标签，乱扣帽子，这将会制造一场新的政治灾难。

　　一、汉奸的标签化、帽子化

　　“汉奸”的论调甚嚣尘上，杀气腾腾，眼花缭乱，如此风景，看看也是种醉：

有人质疑电影抄袭国外，被导演冠之以汉奸；喜剧演员贾玲恶搞花木兰，被人冠之于汉奸；白岩松、柴静因为几句言论，被人冠之以“媒体汉奸”；莫言因《丰乳肥臀》苏童因《妻妾成群》，被人冠之以“文化汉奸”；股市出现大幅下跌，有人认为这是“经济汉奸”有意做空；几个维权律师用不顾个安危死磕强权，被人冠之以“法律党汉奸”；那些“圣斗士”们更是全面否定改革开放，将党内的改革派定性为“政治汉奸”……汉奸，汉奸，汉奸——到处都汉奸的标签，貌似中国充塞了汉奸的徒子徒孙。最近，军队更是发表《历史的拷问——抗战期间“汉奸现象”的文化透视与现实反思》一雄文，更将讨伐汉奸的声浪推到了高潮。

当然，我们无需为汉奸辩护，汉奸的确人人得以诛之！只不过如果任意地乱贴标签，乱扣帽子，这将会制造一场政治灾难。

先谈这篇军报的文章。文章暑名刘新如，据说是解放军报理论部主任。也不知道这位仁兄学的是什么专业，可惜历史知识短板，大有抄袭之嫌。就拿“火烧赵家楼”这把火而言，压根就不是梅思平纵火的，而是爱国学生匡互生。至于这个匡互生，一生清清白白，为人坦坦荡荡，投身教育事业，从来没有干过卖国求荣的事，于1933年在上海因病逝世了。因此，“这把火”与梅思平没半毛线关系。

　　军报文章竟以讹传讹，将谣言当作信史，犯如此低级错误，实在令人嘘唏不已。我想刘知新的文化水平大概可以和耒阳文联主席熊艾春相提并论。更严重的是，并不是历史常识的错误，而是其极端的文革思维，完全有将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说成是一窝祸水的倾向。

　　不妨让历史照进现实，或许我们会得到一点启示。在文革期间，张春桥总以“左”的面目出现，诬谄国家许多干部是叛徒、特务，但另一方面，却利用其篡夺的权力，伙同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竭力包庇自己的妻子——真正的叛徒、特务、汉奸文静，让文静担任“上海市革委会”办公室材料组、联络组负责人。还有，在日本侵华期间，张自忠只因为说了一句“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结果全国舆论都直指他为“华北头号汉奸”，并享受汪精卫同等的待遇，称之为“张逆自忠”。最终，他用自己行动和生命证明了自己是真正的爱国将领，不仅赢得国共两党的共同认可，也更赢得了日军的尊重，称为“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

张自忠　将军

　　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到底怎么啦？在和平年代，就有那么一些人唯恐天下不乱，对有不同观点甚至不同看法的同胞，总是动不动就围攻恐吓，动不动就乱帖标签、乱扣帽子。这样做会严重撕裂整个民族之间的感情，会让人群走到对立面。这种恶性循环让人心寒，很有可能将中国引入到新的一场政治劫数中。
　　笔者最讨厌那些偏执的人，把什么都联系到汉奸身上，真是视民为猪腩，时不时贴上各种标签来猛咬一口。在笔者看来，当代的青年应该是理智与开明并存，思想与行为合一的拥有新时代思维的人！我们要理性回归，我们要兼包并蓄，我们要开拓创新，我们要爱国家爱人民，别把我们放到上世纪的时间轨道上！

　　二、谁最容易成为汉奸

　　那么，到底谁最容易成为汉奸。

　　笔者认为：汉奸不是随随便便你想当就能当的。众所周知，汉奸的行径就是卖国求荣，你一个平民百姓，手中总得有东西拿来交易吧——卖国即出卖国家，那么，谁有能力出卖国家？作为升斗之民，你想做汉奸你得掂量掂量自己的斤两，人家根本看上眼，还顶多就是卖身肉，充当炮灰罢了。

　　在日本侵华期间，汉奸主流其实就是居庙堂之上的人物——政府官员、军事将领，最次也得出洋会几句日语的。这样一来，连撒油那啦都不会说的老百姓根本成不了“带路党”的，他们顶多就是投身于某个汉奸麾下，混个肚饱，充个炮灰，落个恶名而已。对于这些人而言，投到国民党麾下，投到共产党麾下，投到旧军阀麾下，甚至到皇协军麾下，其根本出发点，就是想吃口饭，是在乱世求生的一种无奈的选择。特别是在沦陷区，国家已经没了，政府已搬离，但作为亡国奴的他们总要活下去的，怎么活下去呢？成为皇协军只不过是不得已的选择。这些人与其说是汉奸，不如是被裹挟的盲流，性质类似现在的民工——既不能称之为完全的农民，也不是称之为工人——身份极其尴尬，但他们共同的目的却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揾食而寄人篱下。

　　其实，能够成为汉奸的角色，一直都由政府高官和军事将领充当。在宋末元初，南宋守将刘整投元，导致最关键一役襄阳失守，正式开启南宋的覆灭倒计时。在明末清初，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三藩”也是明朝军事将领，帮着满清鞑子一直从东北打到广东和云南。历史充满隐痛，像刘整、吴三桂之流做汉奸之前，也是奋勇杀敌的，他们的叛变与有些朝廷某些秉权作乱有关，都应了那一句“卿本佳人，奈何作贼”。

　　而作为亡国之奴的平民百姓，根本有选择余地。捐躯赴国难，那就誓死反抗，杀身成仁，慨当以慷，自然值得我们后人缅怀。但要想在乱世存活下去，那必须得经历非常艰难的命运，要面临嘉定十屠、南京大屠杀的惨剧，要面临易衣冠、受奴化的无奈，最终苟延残喘地幸存，承受绵绵的亡国之恨。

　　出现这样的国家悲剧，其实最应该检讨的，首先是国家，养了这么多兵，居然保护不了自己的国民？其次是那些受国家俸禄的官员，“卿本佳人，奈何作贼”？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到民间找汉奸，显然找错方向；到百姓中找汉奸，显然找错对象。

　　想想，军报的刘新如真是用心良苦。军队刚刚铲除了几颗惊世骇俗的大毒瘤，伤口还没好就开始满世界地找汉奸了。不过，这篇豪迈的文章，笔者还是建议以内参的形式发布为妙，主要在政府部门、军队系列里组织官员学习讨论，这样更有针对性。毕竟自古而今，汉奸都是产生在官府和军队。

　　更何况，现实无比骨感，政府部门里有这么多裸官、贪官，军队系列里也有这么多军老虎、军耗子，他们实际上就是窃国贼，把国家的利益窃为私利，供家人在国外挥霍，而这些人才不会在乎换一个主子的。因此，笔者再建议刘新如不妨再进一步，写一篇《中国的贪官为何如此之多》向窃国贼们开火！

　　三、汉奸的“黄金时代”

　　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汉奸？

　　试想，太平盛世，国泰民安，没有攻伐也就没有汉奸。即使政局动荡，若无外敌入侵，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唱罢我登台，城头变幻大王旗，换个主子实现改朝换代罢了，也不可能有卖国求荣的汉奸，只能是卖主求荣的叛徒，甚则连卖主求荣也称不上，叫弃暗投明。武王伐纣，商军临阵倒戈，起事的武王和起义的商军岂不都是商奸？告诉你：不是商人不爱国，是商纣太坏。对于这一点，孟子总结得比较到位：“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因此，我们咬牙切齿的汉奸，只适用在外族入侵之际。

　　观夫中国外族侵入史，确实出现大量的汉奸，但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出现四个时期：一曰晋之五胡乱华时期；二曰明之蒙元入侵时期；三曰明之满清入关时期；四曰民国之日本侵华时期。

　　不过，我们要分析一下原因。五胡乱华前夜，晋朝是怎么样的摊子？白痴皇帝外加“八王之乱”；蒙元入侵前夜，宋朝是怎么样的摊子，皇帝昏愦无能，贾似道擅权误国；满清入关前夜，明朝是怎么样的摊子，宦官贪腐弄权，闯贼寇京掠杀；日本侵华前夜，民国又是怎么样的摊子，军阀混乱，国共内战。

　　可见，中国遭受异族内侵都是处于历史上的大动荡时期，而造成这种大动荡，根本原因都是政治黑暗、吏治腐败、民不聊生，整个国家已经烂到极致，分崩离析，人心思变，这无疑给外族入侵创造最佳条件。这正应了孟子的一句老话：“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

　　设想一下，如果中国政治清明，官员廉洁，国富民强，谁又会想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去过那种刀口舔血的日子？去做那种背负万古骂名的汉奸？更何况，凭中国这个巨无霸的体势，以治世以宽的手段，要想制造几个盛世，并不是件难事，汉之初肇到“文景之治”，用时不过三十余年；唐之始建到“贞观之治”，
用时也不过十年间。而恰恰这两个“治世以宽”导致的前所未有的“大治”，才诞生了赳赳之强汉、煌煌之盛唐。国势强盛了，才有了底气，理直气壮地说：“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之。”

　　因此，在笔者看来，中国大面积出现汉奸，归根结底是一个政治问题——那就是政治黑暗、吏治腐败、民不聊生，人心思变。正是这样的时局，给异族有了可趁之机，也给野心家——官吏、将领——有了投机的可能。

　　而作为平民百姓——一帮苟活之徒，国家没有了，政府搬走了，悲惨地沦为亡国奴，他们怎么办？难道集体自杀，向伟大的皇帝尽忠？如果单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在元朝和清朝，我们整个民族都成了伪军，扮演了汉奸的角色！

　　因此，刘新如提出的历史拷问，问的不是汉奸，而是怎么样的政府，什么样的时局会产生这么多的汉奸。

　　四、国民性里的汉奸基因

　　那么，受国家俸禄的官员和将领，包括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会在民族危难之际，为什么很容易叛国投敌呢？原因无非有二：

　　其一，统治者对民众的奴化作用

　　我们的统治者历来都很坏，而且是坏得透顶那种，从来都要求老百姓做听话的顺民、奴隶，不听那就杀无赦。

　　我们的国家从来就是“某家王朝”的私产，而民众也只是他们的奴隶罢了。在所谓的正史里，中国人从来只知有“某家王朝”，从来不知有“国家”二字。历朝历代只不过是“兵强马壮者为之”的“某家王朝”罢了。所以，谁有“兵马”，谁就是主子，没有兵马的为了活下去，只能投靠。“内贼兵马”是兵马，“外贼兵马”也是兵马，说来说去，都是兵马，大家都活在兵马之下，只能顺顺从从地做“某家王朝”的奴隶。

　　从嬴秦天下到满清天下，从来都是一姓之天下，哪里是民众之天下？所谓的爱国家，就是忠于君主，做好皇家鹰犬。他们一旦权力在手，纷纷致力于奴化百姓的伟大事业。特别是满清这个异族入主中原，更将奴化民众的能事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他们先用兵马来杀，制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广州大屠杀、江阴八十一日、四川大屠杀等一系大规模恐怖杀戮；再用文字来杀，制造吕留良事件、庄廷龙文字狱案、查嗣庭试题案、胡中藻诗抄案等一系文字狱，有清一代，文字狱保守估计200余起。一波又一波地杀戮，杀到最后，杀得民众只能做奴隶了，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特别是易中华衣冠的政策，让国人留了猪辫子，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就是方便砍头，辫子一拉，脖子伸出，刀起头落！最后导致我们整个民族毫无血性。

　　吾国吾民，国是某姓之国，民是某姓之奴。改朝换代只不过国换了个姓，或者说换了个主子，而民的奴隶身份从未改变，这才使得一些人在国难当头时很容易叛国变节。对他们来说，做某姓的家奴和做异族的亡国奴之间，纯粹就是苟全性命罢了，差异并不大。

　　成奴成奸，区别在于，要么成为本族主子的奴隶，要么成为异族主子的奴隶——始终都是奴隶的身份！

　　其二，民众只知其家，不知其国

　　梁启超在一百多年前的名著《新民说》认为中国人历来“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梁启超说得并非很到位，事实上，中国人历来只知其家，不知其国。

　　中国人确实没有特别鲜明的民族观念和国家观念的，虽然口口声声天下天下，念念叨叨苍生苍生，心里却只想着自己的家庭。中国人的家天下梦想，其实并不是以天下为家，而是取天下入其家罢了。

　　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几乎没有什么方法（包括异族入侵）可以动摇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所有的社会认识全部以家庭作为基础出发，以一小家之见来左右对世事的看法，以一大家庭的观念来影响国家的决策。正因为如此，造成了中国人只保小家，不保国家的尴尬境地。

　　不要说是平民百姓只爱自己的门槛，只扫自己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非常自私自利，直到现在的都没有改变，只想不让自己吃亏，根本没有想到让国家蒙受损失。你看看那些奸商，只管自己大赚特赚，哪管你们吃他的东西致癌乃至致死。更令人感到可笑的，国家的统治者也是同样一副德性，只爱自己龙椅和龙墩，把皇陵当作国家一号工程，造得无比富丽堂皇，妄想着千秋万代，阳世作了主子，冥间继续作主子。

　　这种“只知其家不知其国”的观念，在太平盛世倒也无妨，反正官民各安天命，相忘于江湖。但是，一旦异族入侵，无论是官员还是民众，就想着保小家私利，岂顾国家公义！那么，如何保得小家？最好的办法当然是主动向强权屈服，以求不杀之恩，甚至得到强权的恩赐嘉奖。所以，在这种极度自私的思维之下，出现大量汉奸也太平常了。

中国人的国家概念确实非常模糊，在他们眼中，最诱人的就是权力之争，实现自己的野心。林语堂曾经在《申报》里发表文章称：“中国就是有这么一群人，为了几个卢布，不惜出卖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报纸上疯狂叫卖自己的汉奸言论，武装保卫苏联，支持外蒙人民自己当家做主，在动物世界里找这样的动物几乎不可能。”可见，国家观念是何等之淡薄！

　　直至今日，吾国吾民还是没有搞懂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依然将民族、政党、政府等概念混淆在一起。

　　结语：中国出汉奸把责任都归咎于个人，那么国家责任呢？总有人告诉你：你无法改变世界，你只能改变自己！所以，有些人做了太监，有些人做了汉奸，我们无法阻止。但是笔者的态度就是：我既不想改变世界，也不想改变自己，只想坚持在这个世界活出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