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途风雨行

太阳男神

仕途风雨行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在中国谚语中，阳关道是一条平坦通畅的大道。大道通衢，能直达长安城，与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形成鲜明的对比。那么踏上阳关大道，就一路顺风了吗？那也未必。沿阳关道往右走，前面是大唐的权力中心长安，或许能够“春风得意马蹄疾”；但如果往左走，离长安越走越远，那就得担忧“西出阳关无故人”了。   

　　用阳关道来比喻仕途是非常贴切的，看起来高大上，走起来得分方向。既然一条路注定有两个方向，就必然有人来来往往。右迁时风生水起，左迁时凄风苦雨，而迁行的人往往就在左右摇摆的风雨中迷失了脚步。许多人在这条路上颠簸起伏，甚至摔得粉身碎骨。然而就是这样一条铺满鲜花与荆棘道路，让古今多少中国人趋之若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时，又有几人能荣登仕途？   

　　隋文帝创立的科举制在初唐时得到完善，这种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成为后来一千三百年里中国人迈进官场的主要途径。武则天开创的殿试是这条途径最后一道门槛，跨过去了便是“一举成名天下知”，但这之前“十年寒窗无人问”的艰辛，也只有走过这条路的人才知道。   

　　科举制度给普通百姓提供了鲤鱼跳龙门的机会，但有些人是被拒之门外的，包括妇人、奴仆、商人、罪人和出家人。哪怕才华横溢如李白，也因为是罪臣之后或商人之子而没有科举的资格。不过跟着一帮庸庸碌碌的书生一起去抢绣球，本不是李白的意愿。自负的他情愿剑走偏锋，到终南山去亲近那些能接触到皇帝的人，以谋求直接举荐的机会。   

　　这条终南捷径让李白得到唐玄宗的礼遇，并安排了一个的文职类工作——翰林待诏。这虽是一个不涉政事的六品小官，但能够时常跟在皇帝身边，不愁没有转机。奈何李白个性太过张扬，“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这在官场上怎么混得下去？结果不出两年，唐玄宗就给李白发了一笔抚恤金，让他直接走人了，连个贬官的机会都不给。   

　　不是谁都适合当官，也不是谁都能适应仕途的多变。李白的这种结局算好了，毕竟他的傲慢除了让别人难堪外，并没有动及他们的奶酪。而且在盛世为官，利益集团间的矛盾和斗争相对来说，也不会太过锋芒。若换成朝廷疲软、党派纷争的时局，官场上人人自危，那么仕途上的起起落落就习以为常了。   

　　   

　　安史之乱后，唐朝的政局陷入两大困境：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藩镇割据让中央集权削弱，河北三镇（范阳节度使、成德节度使、魏博节度使）可以不听命朝廷，不上缴贡赋，甚至还要起兵叛乱。宦官专权则让皇权旁落，他们不仅掌控兵权、把持朝政、一手遮天，甚至做出逼宫弑帝的疯狂逆举。   

　　局势越黑暗，越容易跳出热血慷慨的有志之士。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唐顺宗即位，用自己原东宫旧臣来重组内阁。王叔文入主翰林，韦执谊就任宰相，联合左散骑常侍王伾、礼部员外郎刘禹锡、屯田员外郎柳宗元等八人，迅速展开一场革新运动。改革的重点就放在收夺宦官兵权和制裁藩镇跋扈上。无奈新政势力根基不稳，革新只进行了半年就以顺宗被逼退位而告终。可怜这个当了二十六年太子的顺宗皇帝，在皇位上还没坐满七个月，就荣升为太上皇。   

　　王叔文赐死，其余九人被贬。中国文学史上一对著名的难兄难弟——刘禹锡与柳宗元的仕途流浪生涯，在这场血雨腥风中开始了。   

　　刘禹锡，字梦得，生于772年；柳宗元，字子厚，生于773年。两人不仅仅年龄接近，而且同年参加科举，同时进士及第。他们在政治上同朝同党，在文学上一唱一和。为了论证他们这种志同道合的关系，历史还特地把他俩的仕途经历编排得如出一辙。   

　　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被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州）刺史，柳宗元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刺史。二人同行赴任，这才走到江陵（今湖北荆州），朝廷一纸诏书快马送达：刘禹锡加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柳宗元被加贬为永州（今湖南永州）司马。   

　　按照唐朝的官制，刺史为州的长官，从三品，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市长。刺史之下设有别驾、长史、司马等上佐官，都是一些没有实权的闲职；当刺史岗位空缺时，上佐官可以代理州务。司马的官品为从五品下，虽比刺史差了一截，但是跟刘柳二人之前所任的员外郎（从六品上）相比，实际上是没降反升了。官员的品级越高，每月俸禄也越多，这在常人看来怎么能算被贬呢？况且拿着高薪当闲差，多令人羡慕呀。   

　　我们要站在当时社会去看问题：远离中央意味着远离集权，朝廷不让你兴风作浪，你还有什么机会施展抱负？这在权重于利、有权才有利的封建官场来说，就是贬职。何况左迁的地方，在当时都属于南方荒蛮之地。恶劣的生活环境，迥异的民俗民风，让很多没去过的人听着都害怕。   

　　   

　　柳宗元到永州后水土不服，严重到“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地步。他在永州一呆就是十年，直到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十二月，又一纸诏书飞来——终于可以回京啦！   

　　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上亭（柳宗元）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   

　　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   

　　柳宗元行至灞桥时已是早春二月，和煦的春风下，柳枝冒出了嫩黄的新芽。远处那抹淡灰色的城墙，在柳枝的摇曳中若隐若现。   

　　哦！久违的长安，我在四千里外朝思暮想的长安，此刻就在眼前。这一路上已经花开处处，那长安城里定是满城明艳。梦得兄，你从朗州回来的路程比我近，想必已在城里快活了许多天；你去赏花时可要等等我，等我一起同醉花间。   

　　没错，刘禹锡这次也被召回来了。他独自走在熙熙攘攘朱雀大街上，车马扬起的尘土扑面而至。街上往来的人个个春风得意，都说是刚从城南玄都观赏完桃花回来，怪不得都面带桃花。刘禹锡心想：那里的桃树都是我离开长安后栽的，当年若不是我们这群人被贬到外地，朝堂上哪轮到现在这帮趋炎附势之徒来指手画脚？他们就好像眼前这些奔走于俗世红尘中的看花人，哪里的花开得鲜艳就往哪里挤。他这么想着，心里郁结难平，便写了一首《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光从字面上阅读，我还以为这首诗跟柳宗元的《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上亭》一样，都是表达故地追思之情。若不是标题中用了一个“戏